然而，有不少法理学学者往往将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视为雕虫小技，不屑一顾，生吞活剥一些西方法理学著作的内容，写一些玄之又玄、浅入深出式的长篇大论，导致搞部门法的学者十分费解，一般大众更是不知所云。

与申克案放在一起讨论的，通常是1919年判决的另外三个言论自由案件：弗洛沃克诉美国案（Frohwerk v.United States），[21]德布斯诉美国案（Debs v.United States）[22]以及阿布拉姆斯诉美国案（Abrams v.United States）。具体而言，在《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上发表的言论，和在街头和广场发表的言论是否同样适用第一修正案原则？正如我们在纽约时报诉萨利文案[42]和五角大楼文件案[43]中所看到的，传统模式的做法是首先把《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想象成一个特殊的街头发言者，然后再去讨论这位虚拟的发言者所发表的言论是否受到保护。

著名的思想市场理论（marketplace of ideas），正是由霍姆斯在本案异议中提出。街头发言者模式对媒介的否定在涉及大众媒体时尤为突出。这印证了欧文·费斯二十年前的观察。以法院判决为代表的传统法律手段对言论自由的影响会越来越小。[51]换言之，在网络时代，左右言论自由命运的，将会是那些针对基础设施的手段。

最高法院之所以放行，正是因为国会在制定《儿童因特网保护法》（Children?s Internet Protection Act，CIPA）时采取了依靠过滤软件来实现间接规制的做法。另一方面，街头发言者模式还建立了美国言论自由的基本叙事。[10]随后是1846年至1848年与墨西哥的战争。

德国则是在普鲁士铁血宰相俾斯麦的领导下，通过三次自上而下的王朝战争，先击败丹麦，将荷尔斯泰因划归普鲁士统治，再击败奥地利统一德国，最后击败法国进军巴黎，并在法国凡尔赛中，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登基，宣布了德意志帝国成立，从此有了现代德国，以及与之相伴的《德意志帝国宪法》。在长城西段地势较为平坦的如河套地区，以及北京北面军事地位极为的居庸关、山海关、雁门关一带，最多的地方甚至有20重城墙。先定后审，结论其实早就有了，联邦党人当然主张由联邦政府控制，不可思议的是汉密尔顿用来支持这一主张的根据和理由：军队最好由最易令人猜忌的人掌控，而不要由人们放心的人掌控。其意味几乎等于《圣经》上的光。

从规范宪法学上看，这当然太糟了。[40]毛泽东：《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61页。

五、追问被遗忘的军事———也算结语 本文集中讨论了军事对于历史中国的宪制的意义。这是一种不战以屈人之兵的战略。治国者必须同时考虑北方的战略威胁。淡忘或遗忘军事和军备，因此不但会提高欧美大国和强国的政治、制度和伦理上的合法性，还可以误导发展中国家，放弃武装斗争，弱化甚至放弃国防。

[55]他的这两个理由并不令我在意，真的我在意的是，汉密尔顿对于本国国情的关注，这两个理由其实都直接有关当时美国的国情，各州（state）疆域相对狭窄，各州也都农业立国。而在这一视野下，无论是否成功实现了其建造意图，长城都是稳定和维系历史中国的一项宪制。这是军事对宪制的另一种更精细的塑造。弱化了对手，强化了自己，长城客观上拓展了中原的农耕文明。

小国才在意，大国就不那么在意。美国的诞生先于《美国宪法》。

在近代欧洲各大国，即便号称变革最温和的英国，也无一不是如此。即便在无险可依的平川，也修在往来必经之地。

但只要军队是临时的，军队就不大可能成为需要宪制特别关注的一种常规政治力量，军事也就很难驻足于政治家的视野———谁会把临时来访的亲戚作为家庭成员来安排？。为缓解国家的军费压力，唐还实行了募兵制，军队财政由各节度使自行筹措解决，这等于边防军私人化了。万里长城即便对于传统农耕中国有宪制意义，历史中国还是经历了一次次劫难，这和民主自由或是航母或TMD很厉害，却未能令美国躲过9·11一样。[52]又指出，强大的武力，才可能令一国避免外国的侵略，才可能获得渴望的妥协，没有军力支持的谦卑，有害无益。但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不会造就发达的商贸业，由此自生自发的秩序只能沟通相邻村落，不大可能生成巨型的商贸都市，产生超越农耕村落、超越地域的强大政治经济文化辐射力和社会整合力，形成大型政治经济社会共同体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国家，更不可能以几个大都市为中心产生具有强大经济、政治和文化辐射力的近现代的民族国家。前注[17]，司马迁书（周本纪），第154页。

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这也不算是真问题，也只是个人学术上的纠结。

[17]陆生时时前说称《诗》《书》。还采取了政区与军区的区划交叉但不重合，对军队往往实行双重或多重领导，以及以行政主官兼职地方军事主官或监军等制度措施。

但还是不得不应对众多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从唐睿宗时（公元711年）开始，便在北方边陲设立扩充了防戍军镇，设置了统率当地军、民、财三政、长驻且专任的节度使。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失败，或最终被马其顿征服，并不表明雅典的民主毫无意义。

所有这些针对北方游牧民族的应急措施，分别看来有效也有效率，累积起来，结果导致边镇军事将领权力膨胀，藩镇割据。又请看马克思的名言，法的关系……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黄巢起义后，部分实力雄厚的藩镇先后被封为王，实际上已成高度自主的王国。一是华夷之辨，[36]即承认中原与夷差别巨大，这种差别要求并支持区别对待。

真正值得政治家/法律人关切的，其实是天下无数生命脆弱且短暂的苍生好死不如赖活着的卑微视角。由于国家无需承担军饷，维系这样的军队的费用就很低。

庄绰：《鸡肋编》，萧鲁阳点校，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4页。甚至连一国的军事政变这类政权更迭，也不够格。

罗马法是用来造就一个伟大民族，却不是用来统治这个伟大民族的。鉴于军事的宪制重要性，文章最后简单分析了为什么这一毋庸置疑的重大问题如今在当代西方宪制研究中却被淡化甚至退隐了。

［德］康德：《永久和平论——一部哲学的规划》，载［德］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99－100页。首先是1812年，美国主动进攻英国在北美加拿大的各殖民地，英军增援，甚至一度攻占了美国首都华盛顿，但英军在美国南部受挫，双方算是打了个平手。有两个众所周知但又很容易无睹的例子。[26]参见周振鹤：《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7章。

[4] 军事有关立国，有关建国和开国。欧洲的所有这些宪制变化和变革，与这些国家先后颁布宪法性法律，或宪法法院的决定，基本无关，最直接相关的其实是20世纪末欧洲政治军事实力的变化与重构。

甚至全民公投，宣布独立，获得国际承认，加入了联合国，也不能真算。[4]参见宗道一等编著：《周南口述：遥想当年，羽扇纶巾》，齐鲁书社2007年版，第285－287页。

……人肉价贱于犬豕，肥壮者一枚不过十五千，全躯暴以为腊。从这一维度切入历史中国的宪制问题已不可避免，也不可或缺，在我讨论了历史中国疆域的政治和文化构成等问题之后。